深陷困境的企業在合肥模式的催化作用下史詩般的崛起

向來低調的安徽省會合肥,突然火了。

私募大佬在微博轉了一條段子,是這么說的:轉:中國最牛逼的風險投資機構其實是合肥市政府,2007年,拿出全市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賭面板,投了京東方,最后賺了100多億2011年又拿出100多億賭半導體,投了長鑫/兆易創新,贏了,上市估計浮贏超過1000億;2019年,又拿出100億賭新能源,投蔚來,結果大眾汽車新能源板塊落地合肥

基金君搜了一些資料,來講講合肥政府有多牛。如果有人說,南有深圳,中部地區有合肥!

十年磨一劍

京東方成了國際顯示產業龍頭企業

一家深陷困境的企業,在“合肥模式”的催化作用下,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:從舉步維艱,到實現“史詩般的崛起”,不僅企業自身躋身國際頂尖水平,同時也讓我國平板顯示產業完成了從跟跑、并跑、領跑的三次跨越。這家企業就是京東方。

“京東方自身難保,不看好這一項目。”

2008年,京東方落戶合肥的消息落地,周圍一片非議。當時全球金融危機,國外液晶巨頭的降價讓京東方備受打壓,當年由盈轉虧,資金壓力巨大。

引入京東方,對合肥市政府而言就是豪賭,是“敢為天下先”。開建的第6代TFT-LCD液晶面板線所需的175億元人民幣的資金,完全由政府托底。

在地塊配套條件、土地價格、能源供應、貸款貼息等方面給予政策性支持外,合肥市政府投入60億,戰略投資者投入30億,如未能引入戰略投資,剩下的85億在合肥政府的支持下貸款解決。

當年,合肥市財政收入僅300億。為此甚至把地鐵項目都暫停了。

當年合肥和京東方的合作,協議價 196 億,雖然后來沒有出這么多,但還是在 150 億以上。在合肥市政府歷史上,從來沒有為一個企業出過這么多錢。如果項目失敗了怎么辦?對于地方政府來說,對企業的壓賭跟私人投資家的冒險是一樣的,因為好機會不多,一旦認準了,必須要冒風險。所以,地方政府為了支持一個企業實現產業夢想,是拿「真金白銀」加以扶持的。

在2007年決定落地合肥之前,京東方一度虧損。京東方科技集團副總裁、合肥區域總經理張羽介紹,在京東方合肥六代線之前,公司5代線、4.5代線都不理想,企業運營、市場銷售很不景氣,合肥六代線成為京東方的轉折點,具有里程碑式意義。“合肥是我們的福地,也是我們合作商的福地。”他說。

京東方項目在合肥的成功,被稱為“合肥模式”: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前提,把投資引領培育產業放在第一位,找準市場需求、遵循產業邏輯,巧用資本市場以小博大,并能實現“籌集-投入-退出”全過程把控。

“為了項目能上馬,當時合肥市承諾拿出一年財政收入的80%來投資,”一名合肥政府官員透露說,在充分產業調研和深思熟慮之后,盡管面臨較大的輿論質疑壓力以及其他多個方面的阻力,合肥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力排眾議,敲定了合肥京東方6代線項目。

此后,京東方8.5代液晶面板生產線、全球最高世代線的10.5代線也先后在合肥建成投產。同時,一大批顯示領域的企業接踵而至。

2017年底,在京東方合肥10.5代線產品下線前,合肥新聞聯播做了一個連續三期的《合肥有個京東方》的新聞聯播。

京東方為合肥市政府帶來的好處,是顯而易見的:首先是名,2010年,6代線的投產結束了我國大尺寸液晶面板全部依賴進口的局面;其次是實惠,京東方在合肥不僅投資的是生產線,還包括了智能制造工廠和數字醫院等項目,截至2017年底,京東方在合肥的投資已超1000億,即使只有10倍的乘數效應,京東方能夠帶動的總的GDP,也已經超過了合肥市一年的GDP總量,這還不是按照半導體工業100倍的乘數效應來算。

京東方撐起了整個合肥經濟,這樣的論斷毫不夸張。并且,最重要的一點是,合肥市的高科技生態已然是“雞生蛋、蛋生雞、雞和蛋都留在合肥不想走了”。

在《合肥有個京東方》新聞聯播中,京東方配套供應商合肥三利譜光電科技廠長任海東現身說法,說當時企業選址在武漢還是合肥猶豫過,但最終定址合肥,現在三利譜光電給京東方供貨可以做到零庫存。

據報道稱,有人算了一下,僅算一下合肥市政府平臺所持有的京東方股票,巔峰時期的浮盈就有上百億。

押注半導體

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(DRAM)是一種半導體存儲器,用于計算機處理器中以實現最佳功能。隨著云計算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,市場對于DRAM的需求正在擴大。

這個市場,向來不是中國企業的舞臺,很長的一段時間里,三星電子,SK海力士和美光科技(MU)三家公司占據著95%的市場份額,它們稱為“ DRAM Trio”或“ D3”。它們既是高墻,也是鐵板。

如今,一絲絲裂縫出現了。

5月14日,合肥長鑫推出了自己的DRAM芯片產品,這被視作中國企業在此領域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。

早在2014年6月24日,國務院印發《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》,將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。當年9月24日,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(簡稱“大基金”)成立。

全球半導體產業格局基本確定的情況下,國家牽頭,發起沖擊。

此時的DRAM市場格局是這樣的:三星以45%在市場占有率,占據著絕對地位,海力士29%緊隨其后,加上鎂光的21%,美韓占據了DRAM市場的95%,剩下的份額,被臺灣的南亞和華邦瓜分,中國,從0開始。

彼時,中國內地的芯片產業,被韓日歐美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同行逼入「芯片產業墻角」。

2017年末,合肥開始“破題”,并實現了“捷足先登”。

合肥是這樣用真情,打動了兆易:要上了一條生產線,還要一起出錢買了專利。

彼時,兆易用“懷疑的眼光”看著合肥。知道研發生產DRAM得燒多少錢嗎?啟動資金一年至少一百億!

合肥用京東方的故事,表達的決心:很多年前,合肥就花了60億拉起了京東方。

于是,合肥開始書寫“中國芯”崛起的故事。合肥市出資75%,兆易出資25%,成立合資公司合肥長鑫,專攻DRAM芯片研發生產。

2019年,長鑫從加拿大知識產權商Wi-LAN Inc.手中買到了全套的專利授權。同年9年,合肥長鑫宣布8Gb顆粒的國產DDR4內存量產。

隨后,長鑫代工的內存條在京東悄悄上架了。一上架庫存就迅速被一搶而空。合肥憑什么?憑的是高科技,憑的性價比,憑的是中國芯、中國造的信譽,憑的是“舍與得”的厚道和“四全服務”的誠信。

于是“中國芯”在合肥實現了全產業鏈的“謀篇布局”,于是“芯屏器合”的大格局,使合肥形成了一個又一個“高新尖”千億產業集群,帶動的是數以十萬計的“藍領”就業。

以前國外廠商可是炒到一千兩百多,內存都可以做成期貨的,一天一個價,缺什么,什么貴!現在國產出來了,直接便宜了一千塊!這時候金士頓已經坐不住了,雷電系列8G 內存的價格直接刷新了兩年來的最低價,還死活要比國產價格低,降到了215元,比國產還便宜3塊錢。外國品牌是有國產品牌競爭才把價格降到比國產品牌還低,這就是想拖死國產品牌,然后價格還是他們說了算,如果自己人還不支持國產,總有一天外國人還是會騎在我們頭上。

2019年,合肥市GDP9409億元,離萬億俱樂部只是需“臨門一腳”。請注意,這是2000年的三十倍;此時合肥與上海、北京同為“國家科學中心城市”(相比區域中心城市的含金量,要高得多)從這個意義上來說:南有深圳,中部地區有合肥,是再恰當不過的了!但合肥的故事,會更令人羨慕。為什么?因為,合肥作為一個不靠邊,不臨海的內陸城市,有著明顯的“天然不足”(不要說資本與科技和優惠政策等“要素”無法與深圳“同日而語”,就是改變內陸省份的老舊觀念,也是“難上加難”。因此,從這個意義上講,合肥實現“無中生有”高質量發展,真的是創造了“中國芯”的“合肥奇跡”。

新能源汽車業務下注合肥

大眾宣布以約11億歐元入股國軒高科,獲得26.47%的股權并成為后者第一大股東;同時將投資10億歐元獲得江淮汽車母公司——安徽江淮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(下稱“江淮集團”)50%的股份,并增持電動汽車合資企業“江淮大眾汽車有限公司”(下稱“江淮大眾”)股份至75%。

資深汽車行業分析師梅松林在接受采訪時稱,傳統國際品牌真正進入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,大眾此舉算是標志性事件。

“如大眾般出手之狠、出手之猛的企業尚未有。”梅松林談道。在他看來,大眾此舉,一方面因為中國是大眾在全球的重要戰略市場,中國電動車市場發展之快,讓大眾不得不重視并迅速做出決策;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斯拉在中國乃至全球市場的攻城略地,讓大眾產生壓力。特斯拉的市值超過大眾已經接近豐田,尤其是在中國這一戰略要地,特斯拉的國產讓大眾覺得自己的奶酪被觸動。大眾要在中國擴大電動車市場,僅依賴南北大眾兩大合資公司并不夠,必須尋找新的合作伙伴。

大眾汽車集團CEO迪斯談到:“我們和安徽省政府、江淮集團進行探討時,在戰略上是要讓新能源汽車乘用車業務大幅度地發展,而不是專注于重載卡車和商用車,所以我們決定在合資企業當中增資達到75%。與此同時,我們也希望能夠和江淮集團更好地發揮出合力,和他們的股東安徽省國資委共同持股。”

國信證券發布的研報顯示,在2019年國內動力電池裝機量排名中,國軒高科占比約為5%,僅次于寧德時代與比亞迪,位列行業第三。

“通過入股國軒高科,我們能夠參與到電動汽車、電池電芯生產的完整價值鏈當中,同時共同加強在電池領域研發工作,這對于大眾汽車的電動化戰略實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,也有助于實現我們的電池供應鏈的多元化。”大眾汽車集團(中國)CEO 馮思翰談道,將來江淮大眾將會推出小型電動汽車產品,在這一類電動汽車產品當中,LFP電池在其所針對的價位上有優勢。

目前,大眾在合肥江淮大眾研發中心和設計中心已經在緊鑼密鼓地建設,預計將在2023年把一些新車型推出市場。大眾希望這些小型走量的車型加上南北大眾的新能源車,更快占領各個細分市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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